初恋·上学(3)

                                                            书房一角

                                                           远想出宏域

　　真正地谈恋爱，这算是第一回。第一回的恋爱是从黑夜里开始的，又冻坏了我的脚，也冻坏了她的脚。数年后，当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就觉得那一晚选择的地方不好。今天早晨，我到《美文》编辑部召开编前会，编辑们又在会前互相戏谑了。一个编辑说昨晚上给副主编老王打电话，问老王在家干什么？老王说：“停电了，黑灯瞎火的能干啥？”编辑说：“那正好扒灰吗！”老王说：“扒灰也扒的是黑灰！”大家哈哈地笑，我也笑了。猛地想到遥远的那一夜，心里说：我的第一次恋爱是“冷爱”。有了那一次的“冷爱”，每次在工地上碰着田×，我总是羞答答地手脚无措，而她则应付得滴水不漏，因此除了福印，竟谁也没有看出。不久，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了，但仍是没给她爸说。我开始和福印形影不离了，没人时谈的都是田×，他对她评价是非常高的，逼着我写情书给她。但是，田×却因母亲有了病，离开了工地。在没有了她的日子里，我觉得工地空旷了许多，才知道自己已经对她有了感情了。福印是十天八天就要回家一次的，我就同他一块去他家。福印自然要走5里路，翻过一座山梁，去她家把她也叫来，我们就坐在福印家的土炕上说话、嬉笑和吃热土豆。她送给过我笔记本、钢笔，可我没什么送她。在土炕上我们脱了鞋，坐在那里用被子盖了腿，我是在被窝里用脚蹬住过她的脚，却没有吻过她，也没有摸过她的手。

　　我在福印家住过的那两天里，父母让弟弟到工地再次找过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有了平反的迹象，学校派人来通知父亲返校，弟弟是来报告这喜讯的。事后，我把父亲可能平反的事告诉了田×，田×欢喜得一蹦老高，说：“看来我会给你家带来福气的！”几十天后，父亲正式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我们家有了翻身解放的喜悦，家中的客人骤然又多起来，一来人就嚷道祝贺，要吃喜烟，要喝喜酒，父亲就又大摆酒席。母亲是不高兴了，怨父亲不该再对某某好，受难的时候他几时来过家，路上见了如同不认得似的；向他借一元钱，不但不借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父亲说：“有理不打上门客，世事就是这样嘛！”父亲正经地和我谈话，问我和田×的事发展如何？我说还是那样，她不敢对她爸说。父亲说，现在你让她给她爸说吧，你已经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啦！田×的回话是给她爸去了一封信，并邀请我和福印去一趟她家。我和福印去了她家，在她家院门外，我却紧张了，想打退堂鼓，福印一把推我进院，她已经在堂屋的窗内看见，大声喊：“妈，来客了！”她妈肥胖胖地站在堂屋门口，从院门到堂屋是几米远，我觉得我走了半天，手没处放，脚下也拌蒜似的。她们家收拾得特别整洁，许多家具是农村很少能见到的。床上铺了太平洋大单子，每个枕头上都罩着枕巾或细纱头巾；生一盆特别旺的木炭火，有热水壶，用巨大的搪瓷缸泡茶；小房的四壁和屋顶糊着报纸。贴着系列年画。而庭堂里耀眼的是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柜上放有小摆钟，她的母亲也戴着一块手表。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干部家庭的身份、地位和富有。但他爸仍是没在家，任何亲戚也没来，偶尔邻居有人过来，说：“来客了？”她母亲说：“她们工地演出队的同志。”

　　当我们重新去了水库工地，不出一个星期，几乎一阵风似的大家都知道了我和田×在谈恋爱了。我矢口否认着，别人却说：“田×都承认了，你还保密啥？是舍不得给我们吃糖吗？”我跑去见到了她，问她怎么就给外边张扬了，她说：“知道就知道吧，咱又不是做贼哩！”我只好将发给我的两元钱买了水果糖，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散给大家。

　　父亲领回了补发的工资，他除了拿出一部分买酒肉招待来客和给二伯父家周济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全部购买粮食。自行车买回后，依照当时的风俗，用一种塑料带子把所有的车梁车杆都包扎了，以防磨损。这车子成了我家最贵重的物件，有事没事都去擦洗。买粮的那天，是棣花逢集，父亲领了全家去。我记得在中街一户熟人家的院子里，放一个筐篮，把集上买来的一袋一袋麦子往里边倒。母亲一直是蹴在筐篮边上，她似乎不相信这些粮食是我家的，对我说：“你大大把剩下的钱全买了粮食，我说留些给你们买布做衣裳，可他全要买粮食！”我说：“先吃饱再说！”说完，抓了一把麦子丢在嘴里嚼。回到家，弟弟拿了新买的麦子去水磨坊磨了，全家人直等到面粉担回来，做了一次捞面吃。这一天我没有去水库工地，全家欢欢喜喜地坐了半宿，因为弟弟妹妹捞面吃得过多，胃反倒都吃坏了，难以消化，不停地放屁。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闻闻，娃们放屁都有臭味了！”

　　在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据说解放前人缘不好，但发了暴财。在西安城里也有铺面，还有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孩子。解放后他死了，他留在了村里的是大老婆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儿子。历次的政治运动，他的老婆就受批斗，那已老得没了牙齿的老太太见人就说她有罪，说社会主义好，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就屙血尿血死去了。她一死，替丈夫还罪恶债的任务就交给了她儿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儿子就被揪出来。儿子年龄小，自身没乱说乱动，但总得陪斗。而村里一发生盗窃事件、破坏通讯和水利设施事件，或者有了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提审他。他长得丑，沉默寡言，没有朋友，像幽灵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去过他家，住在原先他家老宅的一间厦屋里，黑洞洞的，什么家具也没有，晾在门窗下的单子被子上留下肮脏不堪的痕迹。我父亲的冤案平反后，我在泉边碰着他担水，见没旁人，他低声说：“你大大平反啦？”我说：“嗯。”他笑了一下，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笑，笑里是恭贺和羡慕，然后担着水就走了。望着他远去，我心里一阵冷，他是不可能平反的，地主成分这座大山会压着他家一代一代的。但或许压到他这一辈就结束了，因为他不可能娶妻生子。可怜他今生不知道女人的滋味！不知道了也好，免得生子又害子啊！5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西安城里的西大街突然碰见了他，他苍老得我已经认不出了。好像是谁在叫我，我转了一下头没发现熟人，就又收拾我的自行车；又听见谁在叫我，就看见他站在前边，拉着一个架子车。就在他似乎要走了，我认了出来，赶忙叫住他。他说：“我叫了你两声，见你不理，我只想你不会理我了……”我忙问他怎么在这里，第一个念头是不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也不讲地富和贫下中农的高低贵贱了；他是来到了城里的婶娘家了吗？他说：“我给一家饭店打工，拉煤的。”我问了问他的情况，他依然没有成家，婶娘家他去过，也是一辈子受改造，现在退了许多房子，但人家并不认他。我说：“你出来这么些年，没回老家吗？”他说：“去年回了一趟，我家也没有啥，但还被贼偷了，偷了被子和锅，我回去了一天就又回来啦。”我留下我在城里的住址和电话，让他有空儿来坐坐，他却再没来过，也没打过电话。我浩叹了，这位地主的儿子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一直不得平反，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又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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