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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外的故事(2)
我的日记本里记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写到他，并且要看看写出的他是什么样子，但指挥部的炊事员却惟恐我写了他。他说：“你写了我啦？”我说：“没。”他说：“顺政说你写了我啦。”我说：“人家是逗你的。”他说：“你不要写。如果你写，你一定得写我是英雄人物！”但我确实没有写他，他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他只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每天民工上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就留下我和福印，还有电工房的小巩，我们正油印着战报，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锅盔烙得多么黄，或者是今天吃哨子面，面擀得一窝丝似的。我是烦他说这些的，他说起这些只能使我觉得肚子饥，不理他，福印也是笑而不答。他见没人理他，就去打开指挥部惟一的那台收音机，而且音量拧到极限，立即就能招引来一些人，最早笑嘻嘻来的就是关印了。关印是棣花民工连的愚人，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但他是最能出力的，什么苦活脏话，只要说：“关印你去干吧，今日灶上做了烧饼，多给你吃一个！”他说：“说话要算话哩”，“嘿嘿嘿”笑着去干了。他是工地上连续五次评选出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在几日前的施工中被石头砸了脚趾，闲下来了，一听见收音机响他就“嘿嘿嘿”地踱过来。关印一来，炊事员就要作践他了，问他想不想媳妇？说想。又问哪儿想？说头想。炊事员就说：“头恐怕不想，是这里想吧？”用柴棍儿捅人家的交裆。然后摇头说人活到这个样有什么活头，就只会吃饭和干活，“当年我在县上给王主任做饭的时候，他家……”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荣历史了，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给王主任做过饭，无非是王主任爱吃捞面，吃得满脑袋汗水，还要喝一碗面汤，不，面汤应该叫“银汤”。王主任嘴是方嘴，屙屎也是方的。还有，王主任的一个侄儿，在省城工作，坐着飞机上班的，读砖头一样厚的书。我说：“关印是先进分子，你就这样作践他呀？这一期战报上还有写他光荣负伤的报道哩！”炊事员就不言语了，闷了好久，却又问关印：“脚还没好？”关印说：“没。”他说：“去半崖上撬石头，别人不敢去，你却去了，你是怎么想的？”关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吧，我就去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是？”关印说：“我背不过那么长的话。”他又摇摇头，越发看不起关印，说：“你去把厨房里的那个猪头拿到河边退毛去吧，煮肉的时候，你来啃骨头！”关印真的提了猪头去了。我和福印“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懂得采访嘛！他说：“跟啥人学啥人，要叫我当领导我不比老任差！”但偏偏老任就从门前小路上回来。老任一定是听见了他的话，但老任黑着脸没言传。他赶紧去厨房给老任端了洗脸水，老任没有理，也不洗脸，问：“什么饭？”他说：“你爱吃锅盔，专门做了锅盔，熬的稀饭，炒了酸菜！”就端饭菜上来，又去取筷子；似乎为了干净，竟将筷子在他的胳膊肘内擦了擦。老任就火了：“谁让你这样擦筷子？你那衣服就干净吗？！”他瓷在那里，满脸通红，我和福印就抿着嘴笑，小巩还嘴里啧啧咂着响，幸灾乐祸。他一怒敲了小巩的头，骂道：“响你妈的×哩！”
一个月后，老任终于不让他做炊事员了，他去了工地，在索道卸土处负责拉土箱的绳。没想干了几天就死了。大坝上需要填粘土，而粘土要从库区左边的山头上取，就从山头架一道铁索到大坝前的半坡。铁索上一溜六七个装土的木箱，木箱下行到半坡停住，拉动箱底的绳，土就可以倒下来。他拉了最后一箱的绳，原本这边摇旗的人一摇旗，山头那边才开绞索机，但偏偏出了差错，这边旗还未摇，那边竟开了机，木箱开始上行了，而他双手还握着绳头，众人喊：“快丢绳！”但他已不能丢，一丢落下来站不稳要滚坡的。木箱瞬间已离开坡道有几丈远了，众人又喊：“不能丢手了，抓住抓住！”木箱就越来越快地向山头运行，他也只好双手抓着箱绳吊在几百米高的半空。绳是系在箱底板上，一晃一晃的，又在半空遇着风，他便不停地旋转，左旋转，右旋转，旋转得看不清人形了。整个库区都目睹了这一幕，几千人一片惊叫；有人就随着木箱在地上的影子跑。已经经过了大坝上空，经过了那段河道，开始到了对岸的山头下了，如果再有3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到达山头，但是他终于坚持不住，掉下来了。人们哭喊着往山下跑，他窝在了石头堆里，上下身子折在一起。脑袋压缩进了肩里，死了。他是水库上死亡的第二个人。他死后，我们都怨恨老任，但也在说：“他要是不死，坚持到了山那边，那他又不知该怎么吹了！”
我在水库工地时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背一背篓柴的。民工灶上的烧柴是每天轮流一人到20里外的山头去砍，但差不多是每个人背了一百三四十斤的柴走到库区上游的山村里，就将一半卸下来存放在某一户人家的院里。待将剩下的柴背回交灶上了，又去山村背那一半连夜送回自己家。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谁都如此，谁也不说破。自然我也这样，但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连夜送柴回家，而是在指挥部的后檐存放得多了，一个月回家时捎带着。对于我在水库工地进入了指挥部办战报，父亲十分高兴。他让我将每一期战报带回去，他会戴了眼镜仔细地读几遍，常常就检查出了若干错别字。指挥部补贴的每月两元钱，我是极少花销的，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几乎是一半用来买了信封和纸继续投寄申诉材料，一半为家里买盐。但是，父亲染上了喝酒的恶习。他是好客之人，以前家里的客人不断，凡是来人，必是留着吃饭，去商店里买一瓶酒，然后对母亲说：“弄几个下酒的菜吧！”他只管吩咐，母亲却作难：拿什么去弄菜呢？就只好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而喝酒吃饭时，母亲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出去，等客人走后再回来。有时母亲会在锅里给我们藏那么一碗挂面，有时只能喝点儿面汤。现在，客人是稀少了，即使是有人来，也没了面条吃、没了酒喝，父亲就会把水烟袋拿出来，用包谷缨子搓了火绳，一遍一遍劝人吸烟。星期天里，三伯父和大堂兄要回来了，他们肯定是拿了酒来和父亲喝。安慰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说了，酒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叔侄之情，一切都在酒里。这样的一个晚上，兄弟二人和大堂兄一起轮流着用一个酒盅喝，没有菜，干喝着。然后水烟袋你吸几锅了，交给他吸，他吸几锅了，再交给另一个。我从水库上若是回去，就和弟弟妹妹坐在一旁，我们是派不上喝酒的，只被他们支使着去烧水，泡一壶像棉花叶一样廉价的粗茶，或去瓮里捞一碗酸菜，切一碟青辣丝儿。母亲也坐在一旁给我们纳鞋底，绳子拉得“哧哧”响，父亲就不耐烦了，指责着拉绳子声烦人。母亲是好脾气，就不纳鞋底了，坐在一边不吭声。酒都是一元钱左右的劣质酒，容易上头，常常是父亲先醉，一醉就给我们讲他的冤枉，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没有害人呀，怎么会有这下场？！”他一说这话，我就心酸，说：“不喝了不喝了，酒有啥喝的，又辣口又烧心！”父亲就瞪我，骂道：“这里轮不到你说的！”就又对母亲说：“让你弄个热菜，你也不弄，不是还有鸡蛋吗？”母亲说：“哪里还有鸡蛋，你不知道昨日集上我卖了吗？”父亲不信她的，对我说：“你妈抠得很，她舍不得给我们吃，你去柜里看看，还有没有鸡蛋？”我起身去堂屋开柜，母亲给我挤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开了柜，果然发现那里还有四五个鸡蛋，偏也说：“没有，鸡蛋皮儿也没有！”父亲便说：“真没有了？那咱再喝吧。”他须要把三伯父带来的酒喝完不可，最后就醉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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