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矛盾从一件小事开始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巴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在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支笔，走向却不同了。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因为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表示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却传到了李小峰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面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赶紧离开。宴席不欢而散。这本是件小事，但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送郁达夫宴会上不欢而散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风流倜傥，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语堂灵机一动，“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根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林语堂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杨杏佛事件扩大裂痕

    1932年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作战，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恸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与林语堂的裂痕越来越大。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合，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鲁、林友情走向终点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林语堂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友人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摘自《幽默大师林语堂》朱艳丽/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