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解读

    这是极其沉痛和愤怒的文字，写下这篇文字的前几日，鲁迅先生经历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那一日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日子，这一天，北京五千多名革命青年和爱国群众在执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提出要我拆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等无理要求，却遭到段祺瑞政府的屠杀，死亡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七十三年之后，我们回想起这一事件，也不由得感到震惊与悲愤。

    三百余人的流血，是可惨；而在屠杀之后，段政府还要捏造共产党“暴动”的谰言，继续着迫害爱国志士的事业，则是可鄙、可憎亦可笑的了。

    面对这样的行径，鲁迅先生已不能仅仅坐着平静而哀伤地做一些悼文。虽然是在暂时的避难之中，他也不能放下他的匕首与投枪。他要站出来，面对面的质问和抨击流言者与闲话者。我们看到他面对敌人的无情与锋利，他将铁铮铮、血淋淋的事实掷出来，摆在大众的面前，将谣言一个个攻破，揭示出政府陷害和屠杀的真相。能够警醒大众，烈士的鲜血才不算白流；而这样有力的反击，也正是对于活着的战士，最强大的鼓励和臂助。

    ——孔庆东等《解读鲁迅经典》